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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鸿:性别意识是一种基本的社会意识 天涯·新

更新时间:2019-08-14

  女性议题的兴起往往是重大社会变革的前兆,或者,就是其内容之一。第一个提出女性应当有继承权的人是先驱者,它奠定了现代文明的基础,第一个提出放足的人是一个伟大的人,他/她让女性可以自由地行走,男女平等不再只是观念和口号中的存在,而是实实在在和你并肩走在大地上。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女性议题早已不是选举权、天足权、婚姻自主权、继承权等一些非常显著的话题了,它变得非常隐性,消弭于日常生活之中。2017年的“Me Too”运动可以说是一次爆发,一个看似意外和偶然的事件牵带出背后的必然性和某些本质的存在。历史向来如此。

  我把能看到的所有关于“Me Too”的帖子,亲历者陈述的、被举报者反驳的、法律界政治界的、不同理论角度探讨的,等等,都存下来,一遍遍分析琢磨,感觉自己像接受了一次又一次洗礼。我感谢有生之年能够经历这样的时刻六和开奖网站!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感受这场发自民间又蔓延至知识界、法律界和社会各个角落的思想运动。我害怕一些过于粗暴的声音,害怕那些二元对立式的、情绪化的话语,因为它们可能毁掉刚刚生长出来、极为重要的空间。

  我敬佩那些实名举报的女孩子,敬佩那些从法律上权益上帮助她们的人,敬佩那些能够从理论上进行思辨给别人提供思考甚至是靶子的人,只有这样,这次运动才有可能更理性的向前行进。一场社会思潮,并非是单向度的摧枯拉朽式的,它应该是一个多向教育、多向澄清,就像我们在讨论“Me Too”网络举报时同时考虑到法理,讨论女性勇敢发声时同时讨论如何辨析事实,讨论人与人界限时也讨论哪些是适度的分寸,这些可能会使狂飙意义的行进慢些,但它一定在长远意义上对男人女人,对社会观念的真正改变有好处。

  观念的改变是最为艰难的事情,几千年来,在世界文明史上,女性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处于被物化、矮化的地位,这一观念已经在每个人(不只是男人,女人也是一样,制度、权力也一样)的潜意识深处,要想有真正的改动,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这也是这场运动的伟大之处。我们要有奋斗、呼吁,也要有争论,既在争论中前行,也要在争论中修正自己。这是一种能力。每个人都需要学习。

  我内心有一个更大的希望,即,希望通过这场运动,万千个细小声音都能够浮出历史地表,它们相互碰撞,甚至互相抵触,形成一个众声喧哗的场景。如果最终能够在社会层面产生一个个空间,女性,或者,每一个人,可以在广场里面表达自己,能够把自己对事情的理解开诚布公地表达出来并进行呼吁,那将是非常好的事情。因为,能够拥有一个广场,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这一伟大并不局限于男女关系的再次改革和改善上,而是从整个文明史上而言,它可以称之为一场新的“启蒙运动”。文艺复兴以来,“人”的存在被赋予价值和尊严,但是,如果细究,这一“人”更多地指的是男性,在东方,女性连抛头露面的机会都没有,而在西方,女性也是20世纪才获得财产继承权和选票权,就更不用说女性在家庭中的位置了。20世纪以来的女性解放运动一直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到21世纪初,女性好像已经获得了充分的地位,工作权、生育权、家庭权,有许多人甚至哀嚎,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已经远远超过男性,但是,当“Me Too”运动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发酵、扩大之后,人们才突然发现,在权力结构的深处,女性地位并没有真的得到提高。这一权力结构包括男女之间的权力结构,社会制度设计中的隐性权力结构,文化缝隙深处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等等,几乎涵盖了生活、文化和政治的方方面面。在此意义上,我认为,如果“Me Too”运动能够真的深入下去,那么,将发生的社会变革决不仅限于男女关系层面的变革,而是对深层文化偏见的动摇,对权力结构的重新设计都会产生巨大影响。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又一次契机。

  但是,让人失望的是,在中国,“Me Too”运动似乎没有机会得到真正的、相对健康的发展。人们仍然抱着一种猎奇的心理去围观那些当事人,情绪性的、谩骂式的发言远远多于理性的发言。而彼此之间的纷争更远远大于共识。其实,纷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纷争过程中非理性思维的蔓延,它会动摇并且摧毁这场运动。一位学者发表了一篇关于“Me Too”相对理性的文章,被各方人士围追堵截,对其的仇恨甚至远远超过了“Me Too”中的性侵犯者,这样一种围攻很容易把一场社会思潮引向夭折。而当事人诉苦式的故事被听多之后,就像围观“奇观”一样,当失去新鲜感之后,就会很快被遗弃掉。

  时至今日,“遗忘”已经开始了。非但“遗忘”开始,并且,事情好像在走向反面。现在,大家几乎闻“Me Too”色变。那些被公众关注、有极大启发意义的事件悄无声息,媒体不关心后来的发展,反而是一些负面事件,譬如随意指控,被广泛报道且加以倾向性评价,似乎以此来证明“Me Too”的非正义性,认为其不过是女性公报私仇的工具。在这样的语境中,那些勇敢举报的女孩也被贬低,试图冲破沉重壁垒的勇气变为公开的被羞辱和被示众。

  其实,负面事件的出现是一个大的社会运动过程中必然的现象,沉渣泛起,各种人性借此机会寻求滋生之地。我们所需要做的是不断厘清,不断思辨,在厘清和思辨过程中使问题更清晰和准确,而不是借此否定事件本身,进而成为对女性进一步污名化的手段。

  有一点特别值得关注,当“辨”出现一些负面例子时,民众的轻侮之意特别明显,色情的、调笑的、耻辱性的,集中体现在对女性身体的想象性贬低上。那些本来是重要社会议题的话语变为一种茶余饭后的窃窃私语、暧昧的眼神交流和突然爆发的哈哈大笑——这是几千年来在我们思维中流淌的最黑暗的血液,它一直在回旋、发力,毒害每一个人的思维。在这样的窃窃私语和哈哈大笑中,那些实名举报的女孩子,那些认真思考这场运动并提供思考路径的人,那些有可能形成的新的社会观念,统统被消解掉。

  这也是我看重张莉发起的性别调查的原因。这是一种独特形式的参与,通过学术性调查,存留下所谓“个人”心中最鲜活的想法,让我们看到各种思维的路径和众多样态。多年之后,当我们再重新思考这一时期的“Me Too”运动或性别观念时,这肯定是一份不可忽略的报告。

  这次性别观调查所设计的题目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和开阔性。题目既有个人性别意识和创作心理的考察,也有关于作家与社会思潮呼应程度的问询,既有个人经验与公共经验关系的考察,也有对普遍文学概念的思辨。作家的观念意识一定会在作品中反映出来,有什么样的女性观、社会观,你的作品其实是藏不住秘密的,这也是作家为什么要厘清自我性别观念的原因之一。

  “Me Too”运动并不止于性侵,它其实是性别意识在日常生活的极端投射。作为多年来一直研究女性主义文学的学者,张莉看到了这一运动背后所涵盖的大的社会问题,它应该被给予更广阔层面的理解。因此,她所设计的问题大多是日常化的,甚至是操作性的问题,譬如“你是否愿意被称为女作家?”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可能多是否定的,但是当每个女性作家在分析自己这一心理背后的形成原因时,就可以看到它与整个社会意识之间的联系。譬如问男性作家“在书写女性形象时,所遭遇的最大问题是性别吗?”这一问题也不单单是作家创作心理问题,而是作家在面对人物时的思维向度问题。男性在面对女性时(哪怕是在故事中),究竟以何种方式想象和建构女性,这一想象的原因是什么,这本身就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问题。

  张莉把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放置于一起,就一个问题进行探讨,男女作家不同的回答可以看出微妙的社会心理和创作心理的不同,这样一种自然的差异能够看到彼此认知的不同和相互的理解程度。

  有一个现实的难题就是:对性别观和性别问题的讨论极容易二元对立化,作家们会认为“我最好不要蹚这趟浑水”。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性别话题到今天还没有成为一种日常意识,它仍然是一个“特殊”话题;二,作家可能也没意识到,性别意识并非只是性别意识的问题,它的话语生成和内部逻辑,其实是整个人类文明内部思维的源头,也是我们语言的基本起点。如果不对此有基本思考,可能就很难在语言上、思维上有更深刻的突破。

  性别问题不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问题,不是“男人是否尊重女人”之类的问题,它是一个社会问题和文明问题。这一社会问题不像其他社会问题一样,以显性的、事件性和突发性的方式存在,它是以最常态的方式消融于我们的生活内部,除非你有足够的敏感度,否则很难有辨别能力。

  性别意识是作为一个文明社会状态中每个人都应该有的基本意识,是基本素养,是一个社会文明状态的体现。

  我们对生物意义的性别都有基本认知,但是,对社会性别的认知却颇为匮乏。社会性别更多指性别的文化建构,它不只是个人家庭、教育背景等个人因素塑造,更多地与你整个生存共同体的文化样态相关。从更大意义上讲,它与整个父权制社会中的隐秘性别意识相关。譬如,人们总说女人偏感性,男人相对理性,这从生理性别来说,也许有道理。但是,在整个文明传统中,感性、情感多被与混乱、无序相关联,而理性、控制则代表着更高一层的智慧,这样一种高下之分不但对“感性”和“理性”进行优劣界定,更重要的是,它同比得出女性天生不如男性的结论,与此相对应的,则是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自然与文化等二元对立的划分。这些都存在于我们话语和观念的方方面面,会影响到一个人性别观念的形成。

  男权中心社会是几千年的文化现实和生存现实,简单地回避其实是对这一现实视而不见,进而,我们会忽略很多相关的现实。这样的匮乏和空白对于作家而言是非常致命的。没有性别意识,作家也会写出好作品,但拥有性别意识会使你对人性关系、两性关系及社会权力的微妙之处有深刻的把握。正如贺桂梅所言,好的写作是“你既有基于个人经验的对性别关系的复杂体验,同时也有对性别问题的自觉反思,但是你同时超越这两个,讲的是很具体的故事,但是那个故事里有无穷多的复杂性和可解读的可能”。

  另一方面,性别意识并非是从理论上完成的,恰恰相反,它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完成的。当有人在面色绯红窃窃私语时,你在想什么做什么?当“Me Too”处于被围困甚至要走向反面的时候,你内心是否有所辨析,能否感受到来自历史深处的久远压迫?这些也许都只是瞬息之间的思想,但其背后所牵涉的话语和时代精神却如地火奔突,携带着过往无数信息。

  在我的童年时代,常会看到乡村里的女性忙忙碌碌,在地里干完活,回家还要做饭干各种家务,而男人则和朋友们聊天喝酒,并且,会呵斥那些不愿意伺候他们的女人,说她们什么也不懂。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更深的东西,只是一种奇怪的印象:为什么女人那么忙?二十岁左右读萧红《生死场》时,对我的震动特别大:女人怎么这么恨自己的身体?萧红几乎是带着切骨的痛去写女性身体,我感觉我能读出她内心激烈的愤怒和某种无能为力。而对性别观有真正认识还是接触到一些女性主义理论作品之后,我才慢慢明白,原来,很多事情并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生活的世界是被建构的一个世界,只有对这种建构有某种认知,才可能对我们社会中的话语构成和权力形成有更清醒的意识。

  不可否认,作家的写作常常会超出自己的设定和认知,丰满而鲜活的人物往往会携带超能量的神秘信息,在此意义上,即使一个对性别意识没有清晰认识的作家也可能塑造出一个拥有更深广存在的人物。但总体而言,性别意识是一种基本的社会意识,是活在目前我们的文明状态中必须面对的日常情形,如果对此没有一些认知,可能会使你对人物的理解缺少致命的元素,它会影响你的人物和故事的构建。《水浒传》中的“厌女症”其实就是这样的例子。我想,当年施耐庵在写作时肯定没有意识到他设定的女性有什么问题,因为那就是他的女性观,所以,虽然他写出了女性“豪杰”“欲望”和“僭越”的一面,却只是把这些作为女人走向自毁的原因。

  从另外意义来讲,好的性别写作并不会造成一种意义的狭窄,不会形成两性二元对立之势。譬如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某一天,女人只成为“子宫”,只为繁衍后代而存在,没有财产权,没有情感权,在这一社会模式里面,女人没有任何一丁点自由,只是工具。作者由此出发,讲述乌托邦的社会构建,讲述自由与反抗。一开始,我们会被作者的极端设置所震惊,但细想之下,阿特伍德只不过是把我们曾经和正在经历的一切高度抽象化。那些被性侵的女性为什么沉默,就像霍桑的《红字》一样,红字是由无数最普通人的眼睛和行为烙制而成的,那些盛行的女德班,那些在求职过程中莫名的歧视,都有可能生产出更为严酷的性别关系,也有可能出现阿特伍特所设置的情况。最终,关于性别的故事一定与权力、社会结构相关,使女是“子宫”,也是社会彰显其权力结构的主要工具,“身体只是权力争夺的一个具体的场域,一个具体的实践场。”

  其实,中国作家们早就意识到,与西方作家相比,我们缺乏一种知识体系和观念体系,由此,缺乏思维的多元、思辨和宽阔。但是,这一知识体系和观念体系如何生成,可能却并没有真正思考。并不是我们阅读一些历史、哲学、美学的作品,就完成了知识建构和思想建构。我们真正要思考的是:知识和观念在我们的时代以什么形态存在,它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和思想的,进而,它是如何影响我们的行动、语言,包括,我们的写作。

  腊月二十一的上午十点多钟,万明嫂子急匆匆地来找嫂子,说出事了。万明嫂子妹妹的女儿,今年九岁,被邻居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给坏了。

  前一天下午,奶奶和小孙女出去,看到邻居的那个老头,小孙女很害怕,不愿意往前走。奶奶把小孙女拉回家,盘问了一番,才知道这件事。万明嫂子问做助产士的嫂子能不能鉴定出来,治这个人的罪。

  在比比画画说的时候,我看到街对面,站着一老一少,一直往这边张望。嫂子没有资格做这样的鉴定。这种事情必须要到穰县大医院的妇科去做才可以,也才有法律效用。我提出开车把她们送到穰县,帮她们找相关熟人。万明嫂子喜出望外,向那祖孙俩招手,示意她们过来。

  奶奶拉着孙女,畏畏缩缩走过来。小女孩儿很艰难地向前挪动着,每走一步,嘴唇都抽动一下,很痛苦的样子。还没有上车,就拉着奶奶说要上厕所,她老想小便。一会儿,厕所里就传出小女孩儿的呻吟声。坐在车里,透过后视镜,我看到奶奶那张脸,那是世界上所有的愁苦都集中在这里的一张脸。她的呼吸好似一直没有顺畅地进入过她的胃和胸腔,就吊在嘴巴和脖颈处,下不去,又出不来,哽在那里,极为痛苦的样子。

  我们到穰县医院的妇产科,找到一位医生朋友,大致说了情况。朋友让小女孩儿把裤子脱下来,让奶奶抱着小女孩,她戴上手套,仔细地查看。女孩儿的会阴部已经红肿和糜烂,每触动一个地方,她就“啊啊”地叫着。朋友神色凝重,回头把奶奶批评了一通,又问小女孩小便是否疼痛,小女孩点点头。诊断结果是“会阴部严重撕裂,宫颈受伤,泌尿系统感染,已有合并症”。她仔细地给小女孩儿清洗了一番,又涂上一些药。奶奶把小女孩儿的衣服穿上,让她坐起来。朋友开始问小女孩儿。

  妹妹别着急,我问你话,你慢慢想,慢慢说。给我讲讲是咋回事,回头咱们把他关起来。

  以前是我奶奶上午去上街了,我在院子里看门。大凳子在院子里搁着,我坐在凳子里看门,他又来了。他把我叫到屋里。

  九岁的小女孩儿始终以缓慢、平板和迟钝的声音回答,这迟钝在小小的房间里回响,像钝刀在人的肉体上来回割,让人浑身哆嗦。愤怒逐渐滋生、涨大,充斥着胸膛和整个房屋。我听到自己的心脏在“通通”地跳,感觉到眼泪流到嘴角的咸味。九岁的小妹,她还不明白这样的问话的残酷性,还不明白这件事对她作为一个女性生命的影响。但从她恐慌的、怯生生的眼神里,她已经明白,她犯错了。她不停地往奶奶身上靠,在说话时,也时时看着奶奶,仿佛在根据奶奶的神情来判断她的话会对奶奶产生什么反应。

  奶奶僵硬地坐在那里,一直流着眼泪,那花白头发重重地扣在她头上,压着细弱衰老的脖子。她身上的“气”似乎被抽走了,无法撑起她极瘦的身体。在听到小女孩儿那突然转折的话时,她拿手背使劲擦了一把眼泪,身体稍微放松了一点,让小女孩儿依住了她。奶奶先说起了她的孙儿。

  俺们那个孙娃儿犟得很,一回家把书包扔了就跑,不学习就算了,成天和别的娃儿打架,咋打他都不行。成天把我气得心口疼。孙娃儿是一岁多的时候留在家里的,今年都十三了。他出手重,没个准头,你说,万一把人家谁打伤了,可咋办?有时候偷我的钱,偷偷上街打游戏,一天都不见人影。黑女儿两个多月的时候,她妈们就出门打工了。也笨得很,都九岁了,还在上一年级,老师留的题都不会做。

  我是咋知道的,今儿早,我俩出门,她看见那个老头,一看见就吓成啥了,拉着我要往回跑,说奶奶,奶奶,就是他把我裤子脱了。一会儿,她又催着我,说,你去找他事儿,你去找他事儿。现在想想,昨晚上回家,我发现她裤衩上有血,没有往那儿想,就给洗了。她还叫着她身上疼,她没说是咋回事,也没说清楚是哪儿,我也没在意,想着是胡叫的。我胃疼得很,回来又到处去找她哥,没顾得着管她。他们俩在家里,我成天都没顾上管,我自己身体也不好,地里还有点儿活,她哥也不听话。我是想着,我一个老婆子也不容易,能顾住他们吃喝就行。

  以前那个人就坏,碰人家年轻媳妇。他当民办老师的时候,骑自行车上街,在路上碰到俺村里的一个媳妇,他让人家坐上,说带人家上街。走到路上,他让那个女的用手摸他那个地方,那个女的回来给她男的说了。我记得可清,是大年初一,那家男的拿着刀在村里到处追他要杀他。后来,不让他干民办老师了。

  他今年都有六十五岁了吧,也在家和老婆看孙娃儿。俺们两家挨着呢。平时俺们两家关系也不错,经常来往。我今年五十四岁了,她爷在她爸十几岁的时候就死了。我守寡这二十几年了,也没出啥事。我是真没想起来,他都恁老了。

  村里还有个年轻娃儿,也坏,智力差,脸上带傻样,成天把他那东西露在裤子外面,见女的就胡弄。那个傻子在家,我很小心。天天出门都带着黑女儿。这段时间公安局把那个坏娃儿关起来了,我就放松了。我上街,就是两三个钟头就回来了。昨天上街主要是去包药,我肠胃不好,成天拉肚子,胃疼。一星期去包一回中药。我早晨去得早,七点多去,十来点就回来了。我出去老是说,黑女儿,你在屋里照顾门,我去一下就回来了。都是在门口说的,声音比较大,他可能就在偷偷听,听我走了,他就来了。

  才开始一听黑女儿说,我拿着刀想出去跟他拼命,恁老了,还害人,我拼着自己不活了。黑女儿吓得哭得不行,抱住我腿不让我去。娃们可怜,我真要是有啥事,这俩娃咋办?我还怕他哥知道,他平时可横,不懂事。就是一条,知道稀罕他妹。谁欺负他妹,他都跟人家打架。

  咱也不懂得法律,要说他应该有罪。按娃儿说的这个样,能治他罪吗?我不想给她妈说,我就想自己治他罪。我意思是我在屋里照顾着,我必须得给她妈有交代,只要能治他罪,咋都行。我还怕黑女儿受影响。咱想着,咋着以别的理由把他抓起来,要是别人说了,就说他是因为其他事被抓的。

  她妈后天都回来了,今年可说回来过年。她去年都没回来,今年说早点回来。可咋办?说啥也不能告诉她妈。一来她妈是个没文化人,我怕她非拼命不可。她对我不满,我不怕。她妈脾气坏,一两年回来一次,看他们兄妹俩学习不好,成天打。能起啥作用?

  小女孩儿叫黑女儿,农村小姑娘最常见的小名。奶奶的眼泪顺着脸颊不断往下流,她语无伦次地说着。有一点她表述得很清楚,她不希望她的儿媳妇和村里人知道这件事,她想治那个人的罪,又希望最好以别的名义把他抓起来。但是,小黑女儿的妈妈后天就要到家,那怎么可能?

  朋友给黑女儿挂上吊瓶,输液消炎。我给一位认识的派出所所长打电话。热情的寒暄之后,说到案子,就犹豫起来。他说那就看你们了,如果你们坚决要告,那就让孩子公开作证,应该可以。但是,这样一来,就会闹得满城风雨,所有人都会知道,你们得做好承受的准备。说以别的罪行把那人抓起来,那肯定不可能。

  我转过身去问奶奶,奶奶捂着脸又哭起来。万明嫂子也没有了开始的那种坚决。朋友告诉我,她这几年做过好几起这样的检查,最后都没见报案,主要还是怕丢人,怕女孩子以后受影响。说实话,就我自己而言,从一开始,在内心深处我就有隐约的焦虑,我害怕去报案,虽然理性上我并不同意我这一想法。报案,意味着公开化,公开的羞辱、围观、议论和鄙弃。这些事情人们不会忘记,一旦到了婚嫁年龄,一个闲言碎语和传说就足以毁了她。

  商量了一个多小时,没有任何结果,甚至连报不报案都没能确定。大家呆坐着,不知道该怎么办。黑女儿躺在那里,先是抽泣着,一会儿就忘记了,依着奶奶,好奇地看着我。输完液,她站起来,动动身体,想要去看、去摸房间的其他物品。在我给她照相时,她露出了笑容。我教她拍照,她拿着相机给我拍了几张,自己看了看,开心又得意地笑了。

  已是午后四点多钟,没有方案,没有办法。朋友开了一些清洗的冲剂和药,嘱咐奶奶记着每天给小黑女儿清洗、涂药,每天输液。我开车重又把祖孙俩送回到吴镇。

  在通过村庄的路口,她们下了车。奶奶佝偻着背,顶着那头花白头发,拉着小女孩,走在被车辙压出一道道深痕的、泥泞的土路上。黑女儿被奶奶扯着,慢慢往前走,又不时地挣过身子回头看我。

  道路左边就是高高的河坡。一排排枯树,遥远的地平线,构成苍茫的河岸。湍水沿岸,已经被挖得面目全非,一排大树下面,是一个巨深的沙坑。那扎在地下的树根裸露出来,四处蔓延的根须显示出不顾一切的生命力。这些根须如今被架在空中,它们竭力汲取养分的沙土已经被挖走,没有力量再往下延伸,再次扎根。树干正在倾斜,生命在远离这些大树。

  落日镕金,四野寂静。深冬的落日,竟是如此的红,如此的暖。我目送着那一大一小的身影慢慢消失在这红色的原野和世界深处。

  天暗了下去。后天就是腊月二十三,中国的小年夜。零星的鞭炮声在天空不断炸响,有些性急的人已经开始放烟花了。那盛大的烟花,在黄昏的天空中,仍然绽放出艳丽的色彩。盛世的色彩和光芒,整个天地都被这盛世所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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